看人 | 阿佩菲尔德：真实的人生里没有形容词的位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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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真实的人生里没有形容词的位置

      ——阿哈龙·阿佩菲尔德印象

阿哈龙·阿佩菲尔德（1932-2018.1.3）

“阿佩菲尔德”（Appelfeld）的意思是“苹果园”。他出生时的名字叫“阿尔文”（Alvin），是个德国名字，后来才改叫“阿哈龙”（Aharon）。华裔作家哈金曾说，他有一次听阿佩菲尔德的文学课，老先生桌上没有任何讲稿，只拿一本《圣经》。

很容易让人产生印象，觉得阿佩菲尔德更像神父，而非作家。但他讲的其实全是文学。他讲旧约圣经里的诗，讲经书中最有文学审美价值的《诗篇》和《传道书》。旧约包含许多角度，有历史，有律法，也有文学，阿佩菲尔德在课堂上讲的，都是文学。

 《黑暗之花》，阿佩菲尔德晚年作品

古文都是简练叙述的，中国古书里也充满了“三年，吴王卒”，“初，楚王伐蔡，不克”之类的句子，当我们把这种话全部抛弃后，它们就从一般人的世界里退出；但犹太人的古书——旧约圣经却没有。

阿佩菲尔德讲解旧约的散文，让人看到“述实体文学”的美，它只叙述发生了什么，谁谁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心里怎么想的，完全平铺直叙，没有形容词，更是从不说什么人很伟大，事迹很光辉，长得多么漂亮，即使犹太人最崇拜的大卫王也是如此。阿佩菲尔德说，这并不是仅仅为了使人在上帝面前谦卑，它带来的效果是只说事实，把判断的权利留给读者，让读者去评价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。

一般而言，人写文章都习惯美化人物，至少要修饰人物，中国人的日常用语更加极端一些，逢年过节的场面话，逢场作戏的客套话，官话、废话、马屁话无处不在，办场婚礼，再难看的新郎都得被描述成“一表人才”，开个追悼会，管你是社会名流还是本分小民统统永垂不朽。而在旧约散文的影响之下，犹太人从来是就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它的，容不得那些虚浮的话语垃圾。

《奇迹年代》，阿佩菲尔德早期小说

阿佩菲尔德的早期小说《奇迹年代》就是这样做的，主角，一个和作者同样年龄、同样尺寸的奥地利小男孩，被反犹浪潮一波波地推进了集中营，脱险之后，他在耶路撒冷生活，三十多岁时回到故地，感到故友新知都在疏远他。故事很压抑，但也确立了阿佩菲尔德的大部分作品的主题，即“大屠杀周边”。在他的故事中，人是最基本的肉和血，人仅仅是人，一个人到了哪里，做了什么，又到了哪里，又做了什么，跟随他的叙事，最后得到一整幅图景。忠实于旧约圣经的他以这种叙事风格来探寻人性。

集中营是他自己的经历。所以阿佩菲尔德的去世，让这段历史又少了一个宝贵的见证者。跟匈牙利的伊姆雷·凯尔泰兹一样，阿佩菲尔德将自己还是男孩时的经验变成了文学，六年前我见到他时，八十岁的他刚刚以最新的小说《黑暗之花》得到一个文学奖项。这是他以小说形式写成的自传，主角是一名犹太男孩，11岁，一直处在被摆布的地位。

他说那都是亲身经历：逃出集中营后，一伙土匪和犯罪分子接纳了他，不知道他是犹太人，拿他当个小跟班，差使着干这干那。后来故事进入主体：男孩被一个妓女冒着很大的风险收留了。她的性格不好，脾气发作起来恨一切人，脾气好的时候喜欢所有人。男孩躲在了妓院里，不仅劳动，还学习文化。

按理说，虚构给人以自由，但一个像阿佩菲尔德这样的小说家却会被他的经历所完全主宰。大陆第一本希伯来语小说选本，1992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《现代希伯来小说选》（徐新主编）中收有一篇阿佩菲尔德的短篇《基蒂》，文中的那个犹太女孩，跟《黑暗之花》里的小男孩的经历是如此相似：两个人都是11岁，男孩在妓院里受庇护，成长，女孩则在法国的一所修道院里得到暂时的掩蔽。

然而，《基蒂》用一种非常艺术的手法写出了女孩的真实处境：修女们对她是既同情又怀疑的，同情她被纳粹追捕的途穷，因而收留她，又担心她给修道院带来麻烦。修女教她学习新约圣经，以此尝试让她成为“自己人”，还教她数学和法语，用一种完全切合初学者的问答教学法。修女读一句，基蒂就跟着复述一句。修道院院长来视察，问她“你能感到上帝在你心里吗？”在场的修女都看着基蒂，基蒂回答“上帝”。

阿佩菲尔德很少用形容词，教书并不是“耐心地”或“嫌恶地”，学习并不是“艰难地”，甚至都不是“费力地”，别人并不是“热情”或“冷漠”，院长也不是“威严”或“可怕”，阿佩菲尔德几乎不让读者产生任何多余的印象：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他们是讨厌基蒂多一点还是爱护基蒂多一点？

没有这些印象。正如作家所说，小说要让人看到“整个图景”，这个图景就是：女孩在这里成长，她背出了一些句子，掌握了一些法语动词变位，从不会讲话到会讲话，然后，在修女眼里，她开始有了生命。

阿佩菲尔德认为这样的叙事才是有意义的。人在任何处境下都有他/她真实的过程，学习，领会，认知，基蒂后来被幽禁到地下室里，但那也是世界的一部分，她也在学习。典型的犹太人把一生都看作学习。当我们觉得他们在大难临头时“很怂”，才惨遭屠杀，这是我们在以自己“保命第一”、“好死不如赖活”的处世哲学来揣度他们。我们不会真正像他们一样，除去所有褒义或贬义的形容来想问题：我们所畏惧的“苦难”，在他们那里并不比幸福更坏，而世界是一个整体，在其中失去就是一种得到，反之亦然。

给人“去蔽”，去看到人真实的样子，其实是更简单的做法。只要你没有考据癖，旧约也是简单的，只是一些人要靠它过日子，生怕没人买他们开的课，才不得不把它说得高深莫测一些。

阿佩菲尔德的美学观也很简单：艺术要给人以一点希望。他跟我说，一些作家对恶有一种迷恋，而我不是。他不喜欢写恶。“我写好的东西，但这个‘好’不是写和谐，不是写美丽的人与事，而是给一个积极的角度，给一个希望。我们都在世上过活，将来会消失，我们是短暂的存在，要想活下去，必须有一点正面的精神。”

阿佩菲尔德住在耶路撒冷郊外，跟那位据说屡获诺奖提名的大卫·格罗斯曼是邻居。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聚居区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，每天孩子的尖叫不断。但老先生其人自带一种沉静的气场，仿佛所到之处噪音退散，他用几句话来解释，为什么不仅一个民族、就连小说家也可以只靠一本圣经活着：“圣经是一本书，以纸张为载体，我们只能在这个有形的局限里去读、去思考超越在这局限之外的无形的事实和理念。我必须信仰文字，只有通过书面的文字，我才能知道我作为凡人的局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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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自由与爱之地：入以色列记》

作者:  云也退 
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7年9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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